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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育良之问

2017-05-18 10:24:52 来源:企业党建参考网 访问量:

   近期湖南卫视播出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之所以热捧空前,固然与老戏骨们的精湛表演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剧中反映或者是提出来的一些热点焦点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其中“高育良之问”则很值得探究。

  当新上任的汉东省省委书记沙瑞金了解到,有368名干部为前林南市市长过生日送钱,质问是否处置了这位前市长时,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回答:“处理了,但是这368名干部怎么办?”剧中的一位领导干部提出:好处理,全撤职。但高育良接着问:“如果全撤职,整个林南市的干部队伍就垮了,工作就没人干了?”

  这个“高育良之问”,不仅是电视剧中的一个场景,也是当今中国最显白、最直接的社会现实问题,是涉及党内问责制度实施所无法绕过的难题,是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需要亟待解决的党内问责理论内涵和实践探索的新课题。

  第一个课题:官员个人问责与党组织问责

  能够有“资格”给市长过生日“送礼”的,绝对不是一般的“兵头将尾”,至少是挂有一定“头衔”的。一个省城下属的县级市竟然有300多名“有头有脸”的领导干部送钱拉关系,说明这个城市的政治生态出了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的必然结果。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列举了六种问责情形,首当其冲的就是“党的领导弱化”问题,这其中不仅仅包括“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更重要的是“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和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均属于党的领导弱化的问责范畴。显然,这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在内的工作,都是党内问责的范围。

  从操作层面来讲,党内问责是作为执政党的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责任。

  而条例所定义的“责任”既不是行政责任,也不是业务责任,而是政治责任。政治责任的内涵,被划分为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而领导责任又细分为全面领导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从这个角度讲,前中共汉东省省委仅仅是处理了前林南市市长,而没有追究林南市市委的主体责任、纪委的监督责任和市委书记的领导责任,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的。这不是编剧们的“疏漏”,而是因为在以往追责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行政问责多,党内问责少;被动问责多,主动问责少;追小不追大,追下不追上;追究当事人责任,不追党组织的主体责任、主管领导的领导责任等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编剧们也不可能超越时代。

  十八大以来,问责工作实践就已经彰显了追究全面领导责任、主要领导责任的意识和理念,“追下不追上”、“追当事人的直接责任不追领导责任”的情形已经有了极大改善。例如,辽宁省委原省委书记王珉被“双开”,所背负的问责定性是“对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16年12月,甘肃省对陇南市陇星锑业公司因尾矿车泄漏次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进行严肃问责。其中,陇南市西和县县委书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县长被免职。这里,县长承担的是直接领导责任,西和县县委书记显然承担的是条例中“主要领导责任”。这是因为“保障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是党纪党规赋予各级党组织的一项基本职责。”

  第二个课题:党内问责与法不责众

  汉东省省委在讨论如何处理林南市368名行贿干部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探究背后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些情境下的问责基准还是不甚清晰,规律性和可预期性还凸显不够。例如条例虽然提出来以党组织领导班子为主体的“全面领导责任”、以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为主体的“主要领导责任”,以及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的“重要领导责任”三类,但是现实情境中根据何种具体的基准来确定相应定性的问题,时常考验着党组织。还有围绕党内问责的权限、对象、处理尺度等某些具体问题界限,尚不十分清晰,在建立既有明晰的刚性制度、又有相明细的操作标准的问责实践基准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升华和深化,相关实践和操作也有待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制度化。

  而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或许就在于我国“法不责众”的传统理念在作祟。

  古往今来,对于那些官员们大面积“违法、违规、违纪”行为,采取的方法是“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但这种处理方式难免失之公正,有的可能成为“替罪羊”,有的则当“冤大头”,有的可能肆无忌惮、逍遥法外。其有效性越来越式微,负面效应越来越放大。

  问责,是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政治就是责任政治。可以说,如何建立健全问责制度,让问责追责真正成为一种普适性文化,植根于国家的制度系统,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已经成为全面从严治党,提高执政党治国理政能力,营造清明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部重要的党内法规,释放出了执政党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的强烈信号。例如震惊高层的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对涉案的400余名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党纪政纪立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两个责任”的问责;围绕“八项规定”的问责,以及在安全领域推行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等方面的问责,屡见不鲜。

  第三个课题:官员问责与工作激励

  “高育良之问”之所以成为焦点话题,是因为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全撤职,整个林南市的干部队伍就垮了,工作就没人干了?”

  368名干部几乎囊括林南市各个系统的领导干部,如果人人都背上一个处分或者被撤职查办,工作积极性肯定会受影响,甚至人心自危、消极怠工。作为省委的主要领导慎重考虑,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有责不问,问责不严”就能激发众人的积极性吗?回答是否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要求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重要抓手,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是对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制度建设和实践的升华,是对十八大以来中央管党治党重大理论和战略思路的落实,是“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重要体现,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需要,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才能真正激发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只有“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才能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对于这一点,电视剧中京州市市委在处理区长孙连城等一批“懒政、怠政”领导干部的做法,值得借鉴。京州市市委书记李达康将这些“不作为”干部组织起来办学习班,知错就改的,官复原职。像孙连城那样执迷不悟、屡教不改的,让他去他该去的地方。既然他沉迷于遥远的星空,干脆就让他去少年宫,担任科普辅导员,既遂其愿,又展其所长。正如省委书记沙瑞金所说,懒政、怠政就是一种腐败,本身就是问责追责的范围。对这些“懒政”干部予以问责追责,是党组织的职责所在。

  “高育良之问”中的一问一答,实质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遇到的问责情形是否要问责,以及如何问责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无论是从党内问责的理论预设,还是现实层面的实践探索,都不应该将落实问责制度同激励干部干事业对立起来;也不应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理论、道德高地与干部问责实践之间的尴尬;更不应该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下的问责,演变为充满操作空间的权力游戏。

  第四个课题:问责追责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问责条例实施以来,总的来说,各级党组织的问责力度和问责范围达到了条例规定的初衷,尤其是围绕“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开展了一系列问责工作,凸显了问责工作的政治性和全面性。

  但是,有些地方干部反映,问责条例中的问责原则,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矛盾和难以协调的地方,例如,强调“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同时,又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何把握这二者的关系,也是一个难题。

  实际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现行党章第三十八条规定,“党组织对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对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错误的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而其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又被作为问责条例“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中的重要一项。至于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建立运行有效的问责实践基准。

  具体说来,应该把控好以下三个基准。

  问责追责于先,“治病救人”于后。“治病救人”,首先要弄清楚“病人”的“病情”如何,是否可救?“病根”在什么地方?如果连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何谈“救人”?联系中央推动执纪监督问责的系列改革实践,可以发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要求在执纪和问责中要“见人见事、直指问题”,“要窥一斑见全豹”。问责条例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放置在“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之后,是有其道理的。

  问责是手段,“治病救人”是目的。强调“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并不意味着问责越重越好,而是轻重得当。问责追责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励干部创业作为,以更好地实现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成果,也更加关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长远方向。

  问责追责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间,要保持一个合理的空间,架起联通的桥梁。党的十八大六中全会提出来“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必须既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真诚关爱,鼓励干部干事创业、大胆作为”,同时提出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这个“容错纠错机制”,就是问责追责联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间的桥梁和空间。

  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基本精神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初衷。(苗宝聚 荣文 顿杰)

本文标签: 高育良 书记 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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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BJ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