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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不烦、自成一系的中国通史叙述

钱穆讲述、叶龙整理《中国通史》评介

2017-07-18 13:22:17 来源:企业党建参考报 访问量:


著者:钱穆 讲述;叶龙 记录整理
ISBN:9787545521801
定价:39.00元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的问答《史学二陈》中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严氏的以上说法,尽管仅为一家之言,甚或充满诸多疑问,但钱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则中外学术界大体上并无疑义。近日,继钱穆讲授、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以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第三度讲授中国通史的课堂记录稿为底本,被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极简版”的《中国通史》于2017年3月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通史》仅14万字,凡十篇六十章,历叙自先秦至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历史。通读全书,感获良多。兹将该书的特色和价值,分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评述。

  一、饱含中华民族精神至上的文化情怀与浓厚的经世目的

  《中国通史》是20世纪50年代初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期间的课堂记录,较之此前《国史大纲》的写作和出版时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但钱穆著述、讲授过程中,中华民族精神至上的文化情怀与浓厚的经世目的,并未发生变化。这在《中国通史》一书,随处可见。如钱氏说:“我们就是三千年,就比英、法等国要伟大,甚至罗马、希腊亦比不上我们”(P10)。“我国汉武帝时,亦有大学。而二百五十年前的耶鲁大学,只有五十本书。试想一想,我们中国当时有多少本书?英、美、法怎么同我们比啊!”(P11)“周武王并非要灭商,但商纣的政治太坏,乃是吊民伐罪,特来慰问民众,故封其子武庚于安阳。此乃三千年前之事,如系欧洲人,便不会如此,可见中国民族是有文化的”(P17)。“周朝以德治天下,有八百年的历史。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中国历史是和平的历史。读西洋史,读罗马史并不好,没有味道,最好读周公的历史。封建制度是中国人的光荣,而且不采用帝国主义”(P20)。“我在民国初年看到一本书,其书名为‘春秋国际公法’,写得极好,它用《左传》的史事来比较当代的国际公约,甚至更为进步。……我佩服孙中山先生,因为他曾说:‘中国的政治比外国高明。’可见,孙中山先生眼光精准”(P26—27)。“中国之有郡县的国家,实是一大发明,等于今日美国之氢气弹。当时世界上是没有别的国家采用郡县制度建国的”(P38)。“汉朝是新兴的平民政治”(P40),“汉是中国第一个士人政府,是平民的”(P38),“西汉是平民王室,东汉是书生王室”((P58))。此类例子,在钱氏《中国通史》一书举不胜举。

  和此前的《国史大纲》相比,不难发现,钱穆著述、讲授历史过程中饱含中华民族精神至上的文化情怀与浓厚的经世目的,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如钱氏《国史大纲》一书《引论》部分开篇即充满高度自信地断言:“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且在我们今天看来,钱氏以“悠久”“无间断”“详密”来概括中国历史的特点,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颇为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钱氏著述、讲授中国历史,经世致用的目的颇为明确。钱氏在《国史大纲》一书《引论》中明确指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早在《中国通史》面世之前的20世纪40年代,钱氏对于中国历史的若干重要观点早已形成。如钱氏对于秦汉以后的政制有一种“独到”的见解:“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钱氏对学人“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的观点予以“反驳”:“民权亦各自有其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在《国史大纲》第三编第七章《大一统政府之创建》中,钱氏将秦汉社会更替解释为“贵族封建转移到平民统一中间之一过渡”。钱氏饱含中华民族精神至上的文化情怀与浓厚的经世目的撰述、讲授中国历史的学术思想,在《中国通史》一书,一以贯之。钱氏反复强调:“对中国历史应有温情与敬意”(P82),这一思想,恰构成该书一极为鲜明的特色。

  二、充满深刻的思想性、学理性

  钱穆乃饱读中国古代经典的一代通儒,学识渊博,思想深邃,见解独到,其《中国通史》一书充满着深刻的思想性、学理性,构成该书的又一鲜明的特色。诸如该书开篇即言:“讲历史必须分期,但不能严格分期”(P2)。尽管其把中国历史分为石器时期、铜器时期、铁器时期、电器时期、原子能时期的阶段划分未必能为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可,但其明确指出,由于中国史时间长,以西方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个时期划分中国历史,并不妥当(P2)。这一见解,显然并非出于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怀,而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恰当论断。

  又如,钱氏批评有人说“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之观点:“这个说法不全对,在何时由何人发明很难,此乃经过许多时代许多人积累合成的发明”(P4)。这一看法显然是受到近代疑古思潮的深刻影响才形成的。然对于古史传说的认识,钱氏和极端疑古的倾向,有着明显的区别。如钱氏反复强调:“神话并非都是靠不住的”(P5):“传说也有可靠的”(P5)。在《中国通史》一书,钱氏讲述到:“顾颉刚说凡是殷墟文字以前的中国历史都靠不住,竟说夏禹是大爬虫,他因而发起了疑古运动。胡适重证据,亦重视疑古之说”(P8)。似乎从文字上看,钱氏并未对《古史辨》明确提出批评,但早年学术思想曾受顾颉刚学术影响的钱穆,此时学术思想已呈现出与《古史辨》迥异的独到旨趣。

  又如,钱氏认为,秦统一中国,并非打倒六国,“乃是平民社会希望统一”(P40)。尽管一生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外的钱穆,不大可能对对秦统一过程中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作出科学准确的解释,因而其对秦统一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也只能停留于极其肤浅的认识,但他认识到人民渴望统一,则似乎已经触及到问题的某些表层现象,即是如此,对于一个从旧时代成长起来的史学家,有此认识,也是颇为难能可贵的。又如钱氏指出:“民族之形成除血统外,尚须有文化构成”(37);说开封的地理形势:“无屏障,四面敞开”(P139),“黄河的水可以倒灌开封”(P139);强调“元人很重视宗教信仰”(P181),“僧侣在当时极受尊重”(P182),凡此,均从较新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进行系统的考察,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学理性。

  三、深入浅出,明白易懂

  在长期的著述执教生涯中,钱穆先生不仅建立了独到的学术思想,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学风格。钱穆讲课,跳跃性极强,旁征博引,中外比较,古今贯通,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在《中国通史》一书中,可以举出不少这样的例证。诸如,钱氏说周公“讲道德的人亦可用手段”(P20),以“诸葛亮曾有借东风和空城计”(P20)作为例证。又如,钱氏为说明“中国同时有耕稼与游牧”(P22),举证说:“如香港今日是工商社会,但在新界仍有农田”(P22)。

  钱氏比较中西文化制度差异,举证说:“东汉时期做事的人都是读书人,都是经过考试的,世界上只有中国如此。外国人只讲多数,只重选举,不一定读书,故有政党”(P65)。钱氏讲到五胡乱华说:“以血统论,可称为自然的民族,有没有跑进史前的先史,进了历史应另有文化的民族”(P83),并以美国为证:“如今日的美国一般,是各国人民的混合,称为历史的文化的民族”(P83)。此类例证在《中国通史》一书中还有很多。钱穆讲授中国通史,授课对象是刚刚接触中国历史的大学本科生,所以力求文字浅显生动,明白易懂。这些构成《中国通史》一书的又一鲜明特色。

  应该强调的,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时代所固有的局限,和《国史大纲》类似,钱穆《中国通史》一书亦具有一些明显的不足。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通史》一书中对于中国古代政制的论述,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历史实际相去甚远,甚至完全相反;又如钱氏课堂讲授中所作中外比较,古今联系,也多有牵强附会、主观臆断之嫌。从另一方面讲,要将数千年的中国通史,用十四万字说清楚,讲明白,的确并非一件易事。(周书灿)

本文标签: 通史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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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BJ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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